蝶恋花·笑艳秋莲生绿浦

　　中唐以来，以爱情(ai qing)、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开头写端午节，相互祝福，长命百岁的风俗。接着写衣服挂着带有共同心愿的彩色丝线，以示端午节风俗。接下来转而写到尚书省空寂无人的感触。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曹雪芹 古诗》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qi mei)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运用比喻手法，烘托出商人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一去不复返的感伤叹息。
　　“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li jie)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利用“一双胡蝶”来作闺中女子怀春伤情的文章，在散曲中并非仅见。清代曲家潘曾莹有一首《清江引》：“墙角一枝花弄暝，庭院添凄迥。黄昏深闭门，红褪燕脂冷。飘来一双胡蝶影。”把一名未出场的独居女子的孤牺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两相比较，也可发现民间散曲与文人散曲，在率意与刻意的祈向上的不同。
　　“盛年不重来”四句常被人们引用来勉励年轻人要抓紧时机，珍惜光阴，努力学习，奋发上进。在今天，一般读者若对此四句诗作此理解，也未尝不可。但陶渊明的本意却与此大相径庭，是鼓励人们要及时行乐。既然生命是这么短促，人生是这么不可把握，社会是这么黑暗，欢乐是这么不易寻得，那么，对生活中偶尔还能寻得的一点点欢乐，不要错过，要及时抓住它，尽情享受。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陶渊明在自然中发现了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田园劳动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旧说如《毛诗序》谓“《《杕杜》佚名 古诗》，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为今人所不取；而朱熹《诗集传》谓此为“无兄弟者自伤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辞”，则差为近之。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 （《题画廿四首其十五》）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三、四句，诗人一下子从视觉转到听觉和想象上。尽管添愁助恨的棹声紧紧催促，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要不然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这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诗人以“莫听”这样劝慰的口吻，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蕴含于内，情致委婉动人。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至此，通篇没有一个“愁”字，读者却已通过诗中描绘的画面，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愁绪了。
　　该诗表达含蓄蕴藉，趣味横生，当人们透过它的字面意思而体味到它的内在含义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结构上，全诗四句，浑然一体，结构谨严。前两句针对朱庆馀的原诗，首先肯定了朱庆馀的人品文章，指出他虽自负才华但仍信心不足；三四两句紧扣“更沉吟”三字，一方面回答了朱庆馀的疑问，另一方面对朱庆馀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这组诗是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诗人到京城后重游西太一宫时即兴吟成，题写在墙壁上的作品，即所谓题壁诗。景祐三年（1036年）王安石随其父王益来到汴京，曾游西太一宫，当时是十六岁的青年，满怀壮志豪情。次年，其父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他也跟到江宁。王安石十八岁时，王益去世，葬于江宁，亲属也就在江宁安了家。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其母吴氏死于任所，他又扶柩回江宁居丧。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奉宋神宗之召入汴京，准备变法，重游西太一宫。此时距初游之时已经三十二年了，王安石也已经四十八岁，快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在这初游与重游的漫长岁月里，父母双亡，家庭变故，国事难为，自己在事业上也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触景生情，感触很深，写下这两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