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果菜开始重新长,惊飞之(zhi)鸟尚未还。
你骑着竹马过来,我们一起(qi)绕着井栏,互掷青梅为戏。
志士如红色的丝绳那样正直,如玉壶冰那样高洁清廉。怎奈惭愧的是自己以前的意气都已经消散,只有(you)无限的遗憾不断跟随着自己。人们多不念旧恩,世情就是这样,一旦你衰败,没人会(hui)帮扶你。人在失势以后,即使只有那么一丝一毫的缺点,哪怕足有火如丘山那样的功绩,也不能被容。那些小人就像食莳的硕鼠一样卑鄙,他们蝇营狗茍,像苍蝇那样巧于辞令,妄进谗言。野鸭有五种美德,但仍被宰杀,黄鹄有害无益,却因一举千里,被视为珍禽。帝王用人就像堆柴草一样,不辨忠信,后来者居上。这真让人痛心!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而废掉了申后,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而疏远了班婕妤。周幽王日益昏惑,汉成帝做的事情也令人叹息不已。心中赞赏的人都难以自恃,难以保全,更何况那些外表恭敬的人呢(ne)?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宠疏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是唯独你这样的志士才抚胸叹息,感到无限愤慨!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chu)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云霓越聚越多忽离忽合,五光十色上下飘浮荡漾。
传话给春光,让我与春光一起逗留吧,虽是暂时相赏,也不要违背啊!
晋人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首归还给楚国,以此要求交换知罃。当时荀首已经是中军副帅,所以楚人答应了。楚王送别知罃,说:“您恐怕怨恨我吧!”知罃回答说:“两国兴兵,下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所以做了俘虏。君王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祭鼓,而让我回国去接受诛戮,这是君王的恩惠啊。下臣实在没有才能,又敢怨恨谁?”楚王说:“那么感激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为自己的国家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抑止自己的愤怒,来互相原谅,两边都释放被俘的囚犯,以结成友好。两国友好,下臣不曾与谋,又敢感激谁?”楚王说:“您回去,用什么报答我?”知罃回答说:“下臣无所怨恨,君王也不受恩德,没有怨恨,没有恩德,就不知道该报答什么。”楚王说:“尽管这样,还是一定要把您的想法告诉我。”知罃回答说:“以君王的福佑,被囚的下臣能够带着这把骨头回到晋国,寡君如果加以诛戮,死而不朽。如果由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下臣,把下臣赐给您的外臣首,首向寡君请求,而把下臣在自己宗庙中诛戮,也死而不朽。如果得不道寡君杀我的命令,而让下臣继承宗子的地位,按次序承担晋国的军事,率领(ling)偏师(自己军队的谦称)以治理边疆,即使碰到君王的文武官员,我也不会躲避,竭尽全力以至於死,没有第二个心念,以尽到为臣的职责,这就是用来报答於君王的。”楚王说:“晋国是不能和它争夺的。”于是就对他重加礼遇而放他回去。
故乡家园,令人伤心断肠的地方,经历了日日夜夜之后,新的柳条又长出来了!
翻完地图忽地现出匕首,秦王一见不由胆颤心惊。
张将军往东击溃了胡军,胡军再也不敢在边境惹是生非。
文长既然不得志,不被当道看重,于是放浪形骸,肆意狂饮,纵情山水。他游历了山东(齐鲁)、河北(燕赵),又饱览了塞外大漠。他所见的山如奔马、海浪壁立、胡沙满天和雷霆千里的景象,风雨交鸣的声音和奇木异树的形状,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以及奇人异士、怪鱼珍鸟,所有前所未见,令人惊愕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他都一一化入了诗中。他胸中一直郁结着强烈的不平奋争精神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所以他的诗有时怒骂,有时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的哭声那样凄厉,有时像逆旅行客冲寒启程那样无奈。虽然他诗作的格调,有时比较卑下,但是匠心独运,有大气象和超人的气概。那种如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诗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徐文长于为文之道有真知灼见,他的文章气象沉着而法度精严,他不为墨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也不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真是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志趣高雅,不与时俗合调,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所以他的文字没人推重,名气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
从古到今,万事到了极至的水平都要靠天生的才能。何必要像张旭一样,要观看公孙大娘《浑脱》剑舞才有所启发呢?
他为人高尚风流倜傥闻名天下。
前辈的高见超迈,我辈何处寻真知?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你们说说各自的见解,让我听听。”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那里层层冰封高如山峰,大雪飘飞千里密密稠稠。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jiu)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注释
②碛(qì):沙漠的意思。这里指边关。
60.遂而鸡豚(tún):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遂,顺利地成长。豚,猪。
32.衡:杜衡,香草名,“其状若葵,其臭如蘼芜。”(见《文选》李善注)兰:兰草。芷:白芷,或称“药”,香草名。若:杜若,香草名。
②荆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县附近。相传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此,亦名覆釜山。
8.许:表示大约的数量,上下,左右。
20 足:满足
⑷红尘:这里指飞扬的尘土。妃子:指杨贵妃。乐史《杨太真外传》: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新唐书·李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唐国史补》:“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按:此诗或为写意之作,意在讽刺玄宗宠妃之事,不可一一求诸史实。在唐代,岭南荔枝无法运到长安一带,故自苏轼即言“此时荔枝自涪州致之,非岭南也”(《通鉴唐纪》注)。而荔枝成熟的季节,玄宗和贵妃必不在骊山。玄宗每年冬十月进驻华清宫,次年春即回长安。《程氏考古编》亦辨其谬,近人陈寅恪亦复考证之。